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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武: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基于數據來說話的,而不是瞎扯

        2020-01-0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10月10日至12日,2019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行。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作為預熱演講嘉賓出席本次論壇。

        10月10日,論壇主辦方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邀請包括《公益時報》在內的十余家媒體,在位于中關村大街59號的文化大廈對陳志武進行了專題訪問。

        大約上午十點,身著深色西裝、淡藍色襯衫的陳志武走進了會議室,他面帶笑容,內斂溫和,看到曾有過工作交集的記者會主動點頭打招呼。工作人員問他喝點什么,他想了想說:“一杯綠茶。”

        訪問很快直切主題。記者問得犀利干脆,陳志武答得含蓄節制。

        陳志武對普惠金融的研究有深度而且接地氣,作為一個曾長期任教于耶魯大學的金融學教授,他怎樣建立自己在這樣一個領域的理論體系,并實現認知結構的更迭,他的學術基礎源自何處,研究樣本的信息獲取渠道是怎樣的?這是《公益時報》記者首先關心的一系列問題。

        陳志武恰好就坐在《公益時報》記者對面。聽到這個問題,他笑了起來,說“這個問題蠻好的”。陳志武告訴記者,在普惠金融領域,他的研究體系的認知和建立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興趣,不斷地根據自己的興趣去發現和探索。“我在湖南農村出生、長大,所以對我來說,了解中國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不是那么陌生的事情,中國人為什么有這樣那樣的一些習俗、習慣和文化價值觀,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些是讓我不斷去取樣、去探尋的一個基本的素材來源。”陳志武說。

        “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基于數據來說話的,而不是瞎扯。”說到自我糾錯,陳志武認為最后還是要靠數據來說話。在他看來,用量化的方法研究歷史和文化,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基于人類不同社會的真實數據來找到對應的研究問題的答案,而非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或先入為主的判斷去做。

        陳志武向記者透露,過去十幾年來自己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的《文明的邏輯》一書的書稿,也許未來六個月可以完成。這本書參考了若干國內外文獻,綜合了多個國家學者的研究成果,最終會向人們揭示金融和普通老百姓生活之間的關系。

        為了推廣金融通識教育,陳志武這幾年還在互聯網上開設了音頻課程,用普通人也可以聽懂理解的闡釋方式啟蒙金融知識,很受歡迎。但他也坦誠,“金融通識的普及任務很艱巨,這條道路也很漫長”。

        以下為媒體訪問陳志武的內容梳理。

        訪談

        問:您出于什么考慮選擇“金融如何解放婚姻”作為此次演講的主題之一?

        陳志武:首先非常感謝貝多廣老師(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和普惠金融研究院組織這次活動。其實就這些話題,我研究和思考也蠻多年了。2002年左右,我就開始想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即“金融”都是那些職業人士、高端人士關心的高大上話題,好像跟大多數老百姓沒什么關系。我就想,怎樣把這么高深的話題盡量地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建立關系,能夠更接地氣。

        有一天想到“養子防老”話題,突然間眼睛一亮——“養子防老”跟我們研究的金融證券、隨機變量有直接的關系,特別是與婚姻、家庭的發展變化緊密相關。這些年中國“剩男”、“剩女”的數量和離婚率不斷上升,社會變化非常大。那么我就要思考,這些變化跟金融有什么關系?其背后跟金融市場的發展發達不發達又有什么關系?其實二者關系是非常大的。

        首先,在人類歷史的整個演變過程中,婚姻的發明和發展都跟利益、規避風險是緊密連接的,目的在于解決未來生活的生老病死等不確定性挑戰。今天會有保險、借貸產品、養老基金等金融產品來解決類似的問題,但最早沒有金融,人類社會怎么解決風險挑戰呢?可以說,人類找到的答案是蠻聰明的,就是婚姻。因為婚姻本來就是一種交易,它可以保障未來兩家人不管發生什么事情,都能夠有風險保障,都能夠有很好的機會、很好的環境去安心地生活。

        但反過來看,今天有了金融市場以后,金融解放了婚姻,因為金融市場越來越發達,原來通過婚姻來完成規避風險的那些功能,現在由金融市場取而代之。就像把女兒外嫁很遠來達到規避風險的安排,現在用不著這樣了,通過買保險就可以完成。以后通過保險公司跨地區甚至跨國賣同類保險產品,比通過婚姻來達到跨地區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也可以解放婚姻,由原來包辦婚姻變為自由戀愛的婚姻。

        以美國為例——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成年人大概24%左右是單身。大約十多年前的問卷調查顯示,美國18歲以上成年人里48%是單身。短短40年時間里,現在美國成年人里一半的人選擇了獨自生活。不僅美國這樣,北歐國家也這樣,單身人口占比提高至差不多50%,現在估計應該超過50%,女性可能也是占比很高的。另外一個變化是單親母親生的小孩占比,十年以前美國是40%+,瑞典是56%,目前中國的占比也在上升。

        原因同樣是基于金融。原來因為沒有金融,大家對未來的生活保障很擔心,所以不得不去結婚,通過結婚來解決這些問題,讓婚姻的兩方和兩個親家互通有無。金融產生以后,沒有愛情、沒有感情的兩性關系最后不會選擇結婚,原來不用想那么多感情不感情,只是為了一種實實在在的、生老病死的生活保障,隨便結婚成家就行了,給自己給家庭一個交代。但現在金融發展形態和規模在不同的社會差別很大,走在前面的社會就比較早地走上了婚姻決策中愛情唱主角的狀態。

        問:您談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間的邏輯關系是怎么來的?

        陳志武:不管是有錢人還是普通老百姓,跟任何一個人生活最貼近的事情就是婚姻,跟誰結婚,基于什么因素決定跟誰結婚,這是涉及到每個人一輩子的事情,就是每天跟誰睡覺、跟誰生孩子、養老等,對每一個普通人來說,這都是最核心的事情。如果說,金融本身的發達和不發達會直接影響到每一個人對婚姻的決策,那么,什么樣的因素會對婚姻決策發揮作用?如果現實中金融對于這些問題都有很大影響的話,在我看來金融普惠到這個程度就沒辦法更普惠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融普惠性肯定是一個維度,即金融的滲透面、涉及面有多廣。這里并非是很多人認為的“金融只跟有錢人有關系”,只跟阿里集團、騰訊等那些大公司有關系。我的思考邏輯大致是從這個角度來聯系的。金融對婚姻都有如此大的影響,就不難看出金融普惠性有多深、多強、多廣。

        問:您怎么看中國現在普惠金融方面強調國有銀行主導現象?普惠金融到底應該是哪類機構擔任主力軍?

        陳志武:其實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很明顯的——只要任何一個領域要加強管制,只要那個領域又有國企、又有民企,加強管制的結果肯定是國企抓到的空間會越來越大,民企是被擠掉的。

        隨著現在普惠金融監管呼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嚴,就必然會讓國企的空間不斷擴大,民企的空間會越來越小。盡管從本質上來說,普惠金融更應該是民營企業去做的事情。現在國有金融機構更適合為一些大的國企,包括地方國企和地方政府提供服務,但目前現實情況是,“小微弱”群體數量是很大的,在草根層面做起來的民營金融機構更具備一線知識和基層信息,所以他們能夠更有針對性地設計相應的金融產品,這些產品更適合于“小微弱”個體,為他們提供更貼切的金融服務。

        問:可能用不了多久,“養老”也會成為中國普惠金融的重要話題,我們應怎樣從一個預先設計的角度來管理養老金融?

        陳志武: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我們這一輩的父母原來生活在計劃經濟之下,本來指望靠國家幫他們養老的,后來到了他們退休之前說國家不管了,金融市場又沒能跟上來,市場化的養老產品沒有成型,那時候他們自己也沒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他們靠誰呢?那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兒女了。

        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就可能是過渡期——我們自己的子女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我們的父母又只能靠我們,這樣一來,我們的子女一輩相對比較輕松一點,因為有很多人是出生在改革開放期間,這段時間財富和收入都增加了,大家會有意識地去做一些養老方面的投資理財,甚至于保險的安排。我們這一代、或稍年輕的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安排,但是更廣泛的中國社會當下確實都必須面對這個挑戰,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

        現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還來得及盡量利用一些市場化的養老基金、理財產品,還有一些保險公司提供的產品,我發現有一些保險產品還是比較好的,特別是人壽年金一類的,至少我知道在香港好多這類保險公司,只要你的收入足夠高的話,比如交20萬元美金,一次付款或分幾次付款,在投保人離世之前,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上千美元或一兩萬美元的人壽年金收入,這樣一來,就能較好的保證夫妻雙方離世之前的生活。

        現在交的保費可以保證每年有一些固定收入,以這種方式來達到市場化養老,再加上國內一些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五險一金”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跟社保有關的,到最后以這種方式做養老安排,可以給自己更大的主動性,而不是被動地依賴子女。

        當然,很多中國人的觀念也要做一些調整,不要總覺得我有子女,不靠他們靠誰,而是要意識到,如果你真愛自己的兒女,就應該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不要在財力上、經濟上變成他們的負擔,包括精神上。

        問:您對解決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難題有什么建議?

        陳志武:“最后一公里”,現在大家都強調大數據,這真的是出路之一。但到最后,我覺得我們也要接受一個現實——“最后一公里”總是很難解決的,因為只要做金融交易的雙方是兩個或多個不同的人,信息不對稱就是客觀存在,不可能降到零。只要是信息不對稱還存在,不同的人是交易主體中的參與者,那么欺詐、行騙總是有空間的。盡管我們從制度設計、監管架構的設計角度來講,盡可能把欺詐空間變得更小,把欺詐的概率機會盡可能降低,但是最后沒辦法降到零。所以金融交易“最后一公里”怎樣做,挑戰才會更小一些,當然值得探討,但要完全克服這個挑戰是蠻難的。這就是為什么現在那么多的人都愛說大數據,特別是馬云講“大數據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是對于人性的本質缺乏根本的了解,才可能會有的一個結論,真正了解人性的人都會知道,“最后一公里”完全解決好是很難很難的。

        問:這幾年您做了很多通識教育,能否談談怎樣提升普惠金融對象的知識和能力,及其理念的平衡?

        陳志武:金融通識教育問題是長期的挑戰。具體舉例來講,月供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無論是做父母的,還是監管部門的人,都會覺得月供讓人每天生活在壓力之下,怎么會是好事呢?他們做出這個判斷時,并沒有想到其實一定的月供并非壞事,至少可以讓年輕人慢慢培養出財務認知和紀律。負責任的金融不是靠老師教出來的,這也是教不出來的。如果你一味地只是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去講,大家是都會聽,但具體做的時候能不能做到,這是另外一回事。

        我太太就說:“兩個女兒有點月供不是壞事,讓她們提前準備好下個月收入多少錢,該怎么花,事先有一個規劃,否則該付月供時沒有錢就付不了。”從這個層面來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樣,總是有月供挑戰的話,很快就可以讓年輕人慢慢養成財務和金融方面的意識和習慣,從而更加獨立和自立。

        當然,傳統觀念的慣性很強,短期內一兩天就完全改變掉不大現實,但我還是會覺得,不管怎么樣,還是要不斷從不同角度去說、去解釋,也許100萬個人聽了以后,有20萬人最后被激發了去思考,也許這20萬人可以在改變自身觀念的同時,也可以影響和說服其他人的觀念。如此堅持10年、20年,總是有不同的金融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做這樣的推動工作,到最后整個社會對金融的看法也會變得更加理性。關于金融觀念方面的問題,決策層很多官員要做調整是很重要的。所以金融通識的普及任務很艱巨,這條道路也很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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